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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作品《白鹿原》封面

话剧《白鹿原》剧照

    雷达
    好些年来，我们总是感到当代文学有一种欠缺，那就是深入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出之以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能充分体现中国精神和善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大作品比较稀少。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大家还是觉得《白鹿原》的深邃程度、宏阔程度、厚重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比之为数不多的同类力作，更胜一筹，把它摆放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格局里也毫不逊色。20多年来，《白鹿原》不断被重印，不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歌舞剧、美术连环画等多种形式，不肯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由此可以看出，《白鹿原》有一种说不完、挖不尽的感觉。这恰恰是经典作品特有的品质。 

    A
    《白鹿原》的抱负甚大，卷头题词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事实上，以小说状写历史之表象者多矣，能达到秘史境界者却少之又少。《白鹿原》堪称一部秘史，首先是家族秘史，而“家国一体”，家族史又衍生为民族史。“白鹿原”位居十三朝古都的周边之地，生成于此的白、鹿两个家族，自然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密码。作品充满了家族之间的矛盾，党派之间的争斗，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较量，但作者非常巧妙地把这一切置放、凝聚在渭河流域的“白鹿原”上。原上的地方虽不大，众多典型人物却聚首于此，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大，涉及历史、家国、个人的走向，浓缩了半个多世纪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际遇。《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
    《白鹿原》立意高远，它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在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所培育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当我们深切反思百年中国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拥有众多的伟大叙事作品？这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现在看来，与我们曾经有过的割裂、否定、扭曲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命脉有很大关系，而《白鹿原》在以文化精神观照乡土中国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例如，书中的关中大儒朱先生，乃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典范，既有飘然出世之想，更有兼济天下苍生的入世之举。每当事关民生疾苦，他总是挺身而出，如只身却敌，禁绝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宣言，亲自主持抗日英烈鹿兆海的葬礼，突出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就个人生活而言，他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手拟《乡约》。国民党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威胁利诱他发宣言，他决不屈从，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凛气节。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将圣人智者预言家集于一身。
    现在一般的改编者都把朱先生这个人物去掉，是看不到《白鹿原》思想灵魂的表现。从作者对朱先生的大力肯定可以看出，《白鹿原》的主导思想倾向是肯定儒家文化中积极的、有生命力的精华。小说有一个贯穿始末的关键词，叫“人”—“做人”。白嘉轩夸赞鹿三说，“三哥，你是人！”白嘉轩自己的最高信念也是“做人”，他说，要做人，心上就要插得住刀。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她对白说，“你不让我做人，我也不让你做人。”人者，仁也，包含着儒家精神中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深刻内涵。“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尊严的人，以仁义为本的人。
    B
    小说的力量说到底还是要看人物塑造的深刻程度。《白鹿原》塑造了众多内涵深厚的人物，如白嘉轩、朱先生、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田福贤、白孝文、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武等等。如层峦叠嶂，气象不凡。白嘉轩形象中的文化渗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持守耕读传家理想的白嘉轩，年轻时也曾不光彩地“智取”白鹿宝地，也曾种罂粟起家，被朱先生强令“犁毁”。显然他的理想与行为存在矛盾，作为族长，原上的精神之王，白嘉轩敢于与大党棍田福贤抗衡，始终不忘保护农民利益，甚至带领农民搞过抗税的“交农”事件。他还钢钎穿腮扮马角神祈雨，几近传奇。但另一方面，他又顽固地压制离经叛道的自由精神，虽在剪辫子和放脚上认可新政，骨子里却恪守儒家传统。他耳提面命，要黑娃赶快抛弃田小娥这个“灾星”，并以“前悔容易后悔难”威逼之。对他自己的儿子白孝文则管束极严，期望极高，但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走了，由一身洁白，变成了一个鹑衣百结的乞丐和大烟鬼，“把人活成了狗”。这来自最爱者的伤害对白嘉轩是致命的，使他“气血蒙心，瞎了一只眼”。小说在塑造这个悲剧人物时，写他的腰一直挺得很直，连黑娃都怕“嘉轩叔挺得太直太硬的腰”。小说结束时，被黑娃打折了腰的他，用未瞎的一只眼，凝视着暮霭中的群山，忏悔当年买地换地是一辈子就做下的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这一笔对白的完整性很重要。鹿子霖则疯傻而死。一百年来的农民形象中，还没有白嘉轩这样一个独立、自尊、自信的人物。白嘉轩的出现，不但扭正了过去小说中习惯于政治化定位的简单化倾向，而且创造了一个富于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形象。《白鹿原》完成了当代农村小说“文化化”的审美进程。
    我们看到，《白鹿原》全书的确交织着盘根错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党派斗争、军事行动。但作者把这一切全都“消化”了，消化到家族矛盾和人和人的关系之中了。更重要的是，转化为文化的冲突方式，进而转化为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那就是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激烈冲突。《白鹿原》之所以光彩四溢，惊心动魄，这是成功的重要秘密。无数生命被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人不是观念的符号，人和人的冲突也不是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格斗、灵魂的煎熬。这是《白鹿原》很了不起的地方。
    田小娥为什么总是成为戏剧改编的枢纽人物？因为她是汇聚矛盾的焦点。舞剧《白鹿原》一开场就是田小娥、黑娃、白孝文，还有鹿子霖的四人舞；电影《白鹿原》的结构主干也大体如此。这虽然缩小了原著丰厚的意蕴，但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的媳妇，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也不被白鹿原的社会承认。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暗环境中绽开的人性花朵。黑娃出逃后，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在鹿子霖的教唆下，她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她敢于尿鹿子霖一脸，这也是内心深处反抗性和追求尊严的曲折表现，但对鹿言听计从，实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小娥勾引白孝文，原系报复和圈套，不料两个绝望者的偷情却渐渐偷出了真情。田小娥死，鹿子霖长出一口气，庆幸封口，毫无人性；白孝文满怀伤痛以至昏厥，足见人性之复杂。这是善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田小娥究竟是可怜虫，怨鬼，被怜悯的对象，还是一朵喷射着火焰的怒放的鲜花？实难简单判断。田小娥是让敦厚的长工、黑娃父亲鹿三杀死的。按说，杀田小娥的不应是“好人鹿三”，却偏偏是鹿三；鹿三只知“不能再叫她害人了”，却不知宗法势力往往要借助他这种长满厚茧的手来实施杀人。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悲剧感：世界上很多悲剧往往是好人造成的，不该杀人的人杀了人，不该杀人的人杀了不该杀的人。
    白鹿原上最有反抗精神的女子只有两个：白灵、田小娥。她们一正一“邪”，姿态殊异。现在的改编几乎全都去掉了白灵这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对艺术整体的损伤和窄化。在作者的设计和表现上，朱先生和白灵才是“白鹿精灵”的真正代表。白灵这女子，至刚至烈，令人惧，令人敬。她激烈反抗父亲白嘉轩的专制和逼婚，白嘉轩向全家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她，全当她死了。”砍了国民党陶部长一砖头的白灵，成了通缉要犯；苦恋白灵的兆海，没有料到“新嫂子”——兆鹏哥的太太竟是白灵，于是百感交集，心如刀割。“张村话别”，荡气回肠，如此纯洁高贵的爱情，到何处去寻？白灵，这白鹿原的精灵，竟在南梁清党肃反时被自己人活埋了，她的“野性子”加剧了她的死。她临死痛骂毕某“你比我渺小一百倍”。作为重要人物，遽然而逝，好像一朵花还没有充分绽放；但作为一种残酷的真实，却有异常深刻的意味。白灵走了，白鹿原上一片空荡凄惶。
    C
    《白鹿原》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处理方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有的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制着、拨弄着，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可预知。那只手的名字叫命运。你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知道每个人会走到哪一步，你也不知道每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变化多端，把握不了，可是最后你又觉得合乎人物的内在逻辑。小说借鹿鸣（他应是白灵与鹿兆鹏的孩子）这个神秘人物之口，其实是代言了作者内心的追求：“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黑娃的命运谁能想得到呢，刚开始革命的时候他比阿Q厉害。阿Q说，老子现在比你强多了，黑娃却不说，他是实实在在地干，敢字当头。黑娃高喊，咱穷哥儿们在原上刮一场风搅雪！贺老大挂出第一块农民协会牌子，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兄弟”声威大振，连小娥也当上了妇女主任，满以为革命就要成功，殊不知血雨腥风紧跟随。他当过土匪，当过国军，最后参加革命。但最有意思的是，黑娃拜朱先生为老师，学《四书五经》，学得特别认真，本来他是最怕上学了，却变成老师最好的弟子，还受到朱先生很高的评价。黑娃遭诬陷，与田福贤、岳维山一起被枪毙时，他坚决要求分开，这一笔好，其阶级本能依然强烈而凛然。白孝文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队伍还当了官。他很像鹿子霖的影子，却比鹿子霖阴鸷，权变，隐藏得更深，屈伸更加自如，是一个巧滑的机会主义者。所谓营救黑娃，本因性命之虞，却两头讨好，取得更大信任，最终置黑娃于死地。此人阴气太重。这个回头浪子的人生箴言说穿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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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书，作者陈忠实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切伟大的作品，其作者内心往往充满了矛盾；完全没有矛盾的作家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确乎是充满了矛盾的，他既看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和阻碍，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赞赏有加；他既清楚地看到传统的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但他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我们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他既在批判，又在情不自禁地赞赏；他既在鞭挞，又不由自主地在挽悼；一方面这是文化传统本身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态度的一种反映。如果要说陈忠实的主导的、稳定的态度，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肯定，而且肯定力度很大，所以有人认为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管文化保守还是文化激进，都不能代替文艺创作本身的价值。抱持着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因其“主义”而损伤了他创作的现实主义价值；保皇党人巴尔扎克，仍然写出了他所钟爱的贵族男女，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成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峰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鹿原》的出现又绝非偶然，《白鹿原》不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但整个80年代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凡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的、积极的变革成果都对《白鹿原》的创作发生了直接和隐秘的影响，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深切的政治反思、经济反思和文化反思，没有文化寻根，没有现代主义思潮的激荡，没有外来文学包括俄苏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广开思路，《白鹿原》是不可能产生的。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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