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是历史必然
2016-10-21 8:19:00 陕西日报 编辑：秦人
毕远佞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时，除西北革命根据地外，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根据地都已丧失殆尽。而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是造就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独立自主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西北红军和根据地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马明方、贺晋年、张达志等一批领导人，他们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坚持团结包容原则，不搞宗派、小团体。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他们领导广大军民长期奋战在陕甘地区，致力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曾高度称赞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对于刘志丹，毛泽东评价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扬他为“人民英雄”，朱德称赞其为“红军典范”。
二、五大内部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首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了正确方向。中共陕西党组织始终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论是早期的武装起义，还是以后的兵运、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毫不动摇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虽然受中央“左”的错误影响，省委有些决策脱离实际，并错误地批判所谓的“梢林主义”，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坚决抵制下，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信念得到坚持。刘志丹坚信要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在包家寨会议上提出采用“狡兔三窟”的方式创建根据地，从而构建了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大战略布局，且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体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
其次，在战略上采取以根据地为中心，主力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坚守在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刘志丹提出的“三色”论，坚持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为创建西北红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成红军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延川游击队，最后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1935年，总兵力近5000人，游击队4000多人。
第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团结各阶层各方面人士，保护、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刘志丹、习仲勋提出“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与同情革命的民间团体保持统战关系，说服教育地方民团，使赵连璧、贾生财、杨培胜、师储杰、郭宝珊等绿林武装走上革命道路，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
第四，加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努力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民主权利，确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根据地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进行了土地革命；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设立集市，以物易物，采取开放政策发展经济；发动群众办学校，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始终将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条例。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第五，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陕甘边、陕北的红军及其领导就十分注意了解、体察群众的冷暖和疾苦，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打土豪、分财物，解决贫困农民的生计。根据地建立后进行土地分配，满足了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需要。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北民歌，生动地表现了那时的党群关系。
三、四大外部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首先，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使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长期未能实行有效控制。统治陕甘两省的杨虎城、张学良、井岳秀、陈国璋、苏雨生、谭世麟、马鸿宾等军阀拥兵自保，相互勾心斗角，矛盾错综复杂。地方实力派对“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态度消极、敷衍了事，甚至互相掣肘，难以形成合力。由于利益冲突，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系军政势力向陕甘发展的势头始终受到遏制。刘志丹等人巧妙利用当时陕甘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权力的“真空”和相互矛盾，巧妙周旋，各个击破，积蓄革命力量，在“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这也是陕甘根据地虽多次遭到重兵“围剿”，却始终“红旗不倒”的重要外因。
其次，陕甘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陕甘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东、西、北三面被黄河天险包围，是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同时，陕甘边根据地地处桥山山脉，梢林茂密；陕北根据地位于白于山区，山、梁、峁、沟、塬密布，沟壑纵横。两地的共同特点是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易守难攻。而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形地貌，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环境。再者，这两个根据地位于陕甘宁晋绥蒙边界，地域偏远，地广人稀，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且都是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基本都处于封闭的自给和半自给状态，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
第三，陕甘地区地瘠民穷，自古以来便有骁勇善战、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陕甘地区党组织根据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强烈要求，顺势而为，号召发动群众，广播革命火种，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终成燎原之势。
第四，周边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广阔舞台。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建的鄂豫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创建的川陕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客观上对西北根据地起到了策应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北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发展巩固，红旗不倒，最终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正是由于“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战略依托，党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的长征才有了落脚点。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并最终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
（作者系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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