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农民种地不再缴税,国家还给予适当补贴;营业税也改为增值税……这些是党和国家为强国富民而采取的重大举措,通过利国利民的税收政策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强加给老百姓的苛捐杂税使人喘不过气来,那真是“苛政猛于虎”。
清代曾发生让乾隆震怒的“两淮盐引贪污案”。清代对食盐实行朝廷专卖制,对商人实行承包经营。盐商们从管理盐务的盐政衙门领取食盐引票,凭引票到产盐地购置食盐,每引四百斤。之后把盐运到全国各地,按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销售。而政府呢,再对盐商收取比一般商品税更高的盐税。清政府每年可以从盐商那里征收到几百万两银子的盐税。尽管如此,盐商们的利润仍然比其他商人高得多。乾隆时的商贾,非数十万两不称富,其中最富的就是盐商。
那时掌管一个盐区专卖事宜的最高长官叫盐政,盐商们争先恐后、明里暗里地巴结讨好盐政老爷,生怕盐政一不如意就取消自己的专卖资格。即使不取消专卖资格,给自己少发或不发盐引票,那就吃大亏了。察言观色,看准火候,给盐政甜头和好处,是盐商们必做的“功课”。他们纷纷借盐政上任、离任、生辰、娶媳嫁女、逢年过节等机会厚礼馈送。
乾隆十年(1745年)初,吉庆被乾隆任命为两淮盐政。两淮盐区是全国十一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其盐供应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个省。清代历经康熙、雍正二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全国经济走向繁荣,人口猛增,食盐供不应求。盐商们看到有钱不能挣,就纷纷在给吉庆施以厚礼重金的同时,一齐吵吵嚷嚷要两淮盐政向皇帝禀报奏请增加每年的盐引数额。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承诺,如果朝廷能增加盐引,盐商对盐政的回敬也会随之增加。吉庆心知肚明,就向乾隆奏称原定的每年盐引份额已不能满足民食,建议每年预先提出下一年的部分盐引票,发给盐商领盐售民。乾隆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就等于让盐商们今年赚明年的钱。但同时,精明的乾隆决不让盐商们独吞这个好处,于是就规定,盐商们领一张预提引票,除交纳国家“正规”盐税外,还要另外交纳三两银子,名曰“预提盐引息银”。对此,盐商们虽心疼,但还是满心欢喜,他们立即备厚礼去见吉庆。吉庆早知盐商来意,便亮出价码,说盐政官邸什物无几,空荡荡。盐商们一听立刻答应由他们马上置办。吉庆也“投桃报李”说:“预提盐引息银可先缴一部分,余下的以后再说。”这“以后”,就不知何时了。足见贪官和奸商在权钱上的交换是“心领神会”的。
然而,令盐商们没想到的是吉庆因急疾一命呜呼。继任的盐政普福更是敛财高手,在预提盐引息银上大做文章。这样以来,盐商人人争着给普福馈送厚礼,国家的银子被中饱私囊。普福在即将离任时,竟然还以“盘缠匮乏”为由,敲掉盐商们六千两“程议”(盐商公摊)。这还不够,他又在盐商缴纳的预提盐引息银中支走了四万两,连个借口也没有。他知道,历年的预提盐引息银是一笔算不清的账,不捞白不捞。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瘦肉”是旧时官吏假借税收盘剥百姓惯用的手法。走了普福,来了高恒,高恒是乾隆皇帝慧哲贵妃的弟弟,他是请姐姐向皇帝讨得这个肥缺的。初来乍到,高恒借口盐政衙门缺乏办公费用,就让书役在盐商领取盐引、缴纳盐税时以各种名目多收费。高恒还命盐商每月轮流负责盐政衙门的柴米油盐的采办。到后来,盐商们干脆每月备好五百两银子送到盐政衙门了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尤拔世抢到两淮盐政这个肥缺。因早就听说盐政串通盐商假公济私,他一到任就要盐商们重重孝敬。哪知,总商江春等人在接待乾隆几次下江南巡视时受到了皇帝褒奖,又有布政使的职衔,所以对尤拔世的要挟不以为然,甚至连盐政的“到任陋规”都不按时奉送。这下可惹恼了尤拔世,他决心教训一下盐商。尤拔世上奏皇帝说高恒盐引仍令各商交银三两,以备公用。结果引起乾隆警觉,叫来军机大臣大学士傅恒去检查户部档案,并没有找到两淮盐政造报此项银两的文册。彻查后发现,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除各商借口办理迎接皇帝南巡的工程开支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上缴的十九万两外,其余已被鲸吞。震惊天下!此案在乾隆催促下,经过四个多月审理才了结。历任盐政吉庆、普福、高恒的家产被查抄,吉庆已死,普福、高恒则被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