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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要
和此前符号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化的人”不同，《白鹿原》是陈忠实从阅读史志和走访见证人出发的生命体验的结果，触摸到文化制约下的“心灵史”
经由《白鹿原》，一种基于反思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亦反思我们国家民族传统和现实的，新的对未来中国文学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法度被陈忠实确立起来，而这一变法和立法之际正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思考转入深化的阶段
《白鹿原》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是成就这部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重要原由，《白鹿原》的意义不只是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立法”，而是它恰恰被历史选择处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其前后构成一个中国当代新的现实主义流变的链条，作家对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成果、他们的突围和拘囿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精神建构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反思
《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陈忠实自己也是这样体认的：“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1985年11月写完《蓝袍先生》后，陈忠实写作长篇小说的欲念被突然激发出来了。《蓝袍先生》的写作好像突然打开了陈忠实生活记忆中从未触及过的一块。对比《蓝袍先生》和陈忠实以前的创作，从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信任》以降，陈忠实小说关注的是自己“同时代”，而《蓝袍先生》则写1949年前的乡村生活，写1949年乡村传统文化对蓝袍先生的规约，而且小说的结构“以人的心理和精神经历来建构的”。而《蓝袍先生》的内容和形式是《白鹿原》某些部分的具体而微。从陈忠实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看，无疑，《蓝袍先生》是“变法”之作，而经由《白鹿原》，一种基于反思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亦反思我们国家民族的传统和现实的，新的对未来中国文学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法度被陈忠实确立起来。
“文学观”的修订
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领悟以及他写作中现实主义的变法和立法恰恰呼应着新时期现实主义的理论反思。也就是在陈忠实表现出现实主义自觉的这十年左右，文艺理论界激荡着现实主义反思的潮流。其中，涉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涉及典型的个性、共性和阶级性以及“复杂性格”组合，涉及文艺的真实性的“写真实”与真实性的政治性和倾向性等等，所有和现实主义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拿出来检讨和反思。新世纪以来，文学也关注理论问题，比如底层写作，但类似的理论问题却缺少“文学”的含量，甚至是在“非文学”领域展开。
陈忠实酝酿现实主义的变法和立法之际正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思考转入深化的阶段。1985年4月，吴岳添翻译了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按照罗杰·加洛蒂的理解，“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第二条道路。” 柳鸣九主编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无边”的原则去想象中国和世界当代的现实主义。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从组稿到出版的时间恰恰是陈忠实从田野调查到完成《白鹿原》创作的时间。事后看，新时期“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正是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彼此策应、共同完成的。
陈忠实对当时文学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有着“自觉”的敏感，充分分享着上世纪80年代“争论”的成果，“学到了长处”。但“理论的自觉”不一定要通过“理论”来完成。从“十七年”到“文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僵化，然后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艰难的挣扎、复苏和拓展，最终走向开放的现实主义，陈忠实的写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典型样本。正是从《白鹿原》开始，陈忠实“决心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彻底到连语言形式也必须摆脱，努力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方式。”虽然，《白鹿原》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与柳青受特定时代政治影响的有限度的现实主义不同，陈忠实所体认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如果观察这一批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文革”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中国作家，像贾平凹、张炜、莫言、王安忆、范小青、黄蓓佳、阎连科、韩少功、刘醒龙等等，都有类似陈忠实的，从回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到逐渐摆脱“阴影”，进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的过程。因而，可以进一步地认为这是一条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经过曲折发展后找到的“中国经验”的创作道路。
可再生文学原型与母题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什么是陈忠实确立的现实主义法度？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个可以成为经典的文学文本，除了自身具有可以经得起反复阐释的经典性，还要具有可持续再生的原型或母题意义。
《白鹿原》意识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儒家。具体到西安及其周边，则把儒家文化发展成一个关中学派，并衍生出《乡约》等规范，以条文教化民众，对人的行为规范得非常具体。正是这些东西结构着人的心理和心态。而小说中的“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桑梓之地。他所写的20世纪前50年，原上原下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只有1%，大部分都是文盲。文盲的文化心理结构跟乡村的中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却接受了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和审美标准，支撑起自身的心理结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白鹿原》既可以“摆脱”特定时代政治对文学的规约，也使得小说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不只是写20世纪前50年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土地上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瘟疫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等等。这些事件之所以被写，包括小说涉及的白鹿原上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因为这些事件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当代”影响并改写着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人”。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冷先生和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没有被他们这个家族网络所牵扯进来的白鹿原上的芸芸众生，像田福贤、田小娥等等，他们共享着一个“文化”。在那个时代，他们或被文化规训、收编成为文化的传人，像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和年轻一代的白孝武；或反抗文化对他们的压抑成为文化的叛徒，像黑娃、田小娥、白灵、鹿兆鹏、鹿兆海和白孝文；或者征用文化为自己所用而成为文化的投机者，像鹿子霖。
文化跨越具体的政治信仰、阶级阶层，几乎笼盖所有。《白鹿原》触摸到的“一个民族的秘史”，正是这种文化制约下的“心灵史”。而且，我们身处的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转型时代，变动不居的文化带来了人和人性的变动不居，写“文化”的人将为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的刻画带来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和此前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符号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化的人”不同，《白鹿原》是从阅读史志和走访见证人出发的生命体验的结果。这种田野调查不是预设了观念的“主题先行”，而是寻找生命之间的对话和共鸣，朱先生和田小娥就是如此被想象出来的。不只是陈忠实，几乎所有成功的当代的长篇小说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田野调查。
批判和反思的主体意识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陈忠实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主体所自觉的，不只是文学观或者具体创作实践上的技术更新，更在于《白鹿原》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并最终成就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写作《白鹿原》的陈忠实是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精神个体。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独立的精神个体，陈忠实可以从容开阔地接纳马尔克斯、卡彭铁尔，也可以坦荡地面对同时代的《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观察《白鹿原》之后的中国文学，观察在《白鹿原》同一个主题上展开的《尘埃落定》《空山》《伪满洲国》《长恨歌》《古炉》《老生》《圣天门口》《受活》《笨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兄弟》《1948》《江南三部曲》《河岸》《平原》《花腔》《赤脚医生万泉和》，等等。我们发现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忽然出现一个长篇小说蜂起的时代。
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支撑这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时代是像陈忠实这样感时忧世，有责任和担当的独立的人。而这个现实主义传统，最近的起点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白鹿原》之前，由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张承志的《心灵史》和杨绛的《洗澡》等共同推进的，而至《白鹿原》则成为一个集大成的“综合体”。现在，我们意识到，《白鹿原》的意义，不只是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立法”，而是它恰恰被历史选择处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其前后构成一个中国当代新的现实主义流变的链条。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建构早已经是一个常识，那么，当我们阅读《白鹿原》这一个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谱系上的“文学”——作家对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成果，他们的突围和拘囿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精神建构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反思。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