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下西洋起锚地的遐思

　　这是2015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稀薄的阳光正营造一种午后的暖意，驱散我长途奔波的倦意。
　　我站立在位于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的郑和公园这尊巨大的郑和青铜雕像前，仰望着这位手执航海图、目光炯炯、神情坚定的航海家，向他表达来自黄土地的敬意。
　　远处的湖畔，停顿着一艘永远也再不能驶入大海的“郑和宝船”——这是根据“二千料郑和宝船”而仿造的。而环顾四周，这个郑和公园被苏南地区发达的现代化工厂所包围，工厂上空弥漫着浓烈的烟雾，似乎与这个人为制造的怀古环境极不协调。
　　这就是郑和于1405年7月11日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多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首下西洋的起锚地刘家港?
　　正是。这座巨大的雕像、巨大的宝船以及远处的郑和纪念馆，均准确无误地纠正着我脑际泛起的那一丝丝疑惑。六百多年了，刘家港地区也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新港口仍在长江上发挥巨大作用……呵呵，我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尊巨大的郑和雕像上，并与郑和的目光形成长久的对视。我打量着他，他似乎也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该怎么想象呢!我始终认为郑和的成功来自于明成祖的坚定支持。在中国古代这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皇帝拥有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文化想象力，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文化想象力。秦始皇嬴政北却匈奴七百里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的边患问题，便用修筑万里长城这样宏大的工程来建构自己的国家战略;汉武帝刘彻一手用攥紧的拳头武力解除边患，一手用丝绸茶叶开辟“丝绸之路”来建构自己的国家战略;唐太宗李世民则既广建长安城，纳四海宾客，又在西域设“安西四镇”来确保他的国家战略……而到明成祖朱棣，北方边境已经巩固，国力也异常雄厚，需要向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这样就有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乃至文化交流史上书写浓墨重彩一笔的可能。
　　朱棣这位靠夺位登基的铁血皇帝，虽然没有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在历史上那么赫赫有名，却用启动“郑和下西洋”的方式，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深刻的中华文明印记。事实上，没有明成祖的大胆决策，郑和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七下西洋”。
　　郑和的魅力无疑来自于朱棣。郑和是明成祖朱棣的战略棋子，他与秦始皇时期的大将军蒙恬，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张骞，唐太宗时期的魏征等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何要不惜成本来启动郑和的“下西洋”呢?正史的说法，是为宣达国威，加强同海外的联系。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
　　他当年攻陷南京城时，城里一片大火，建文帝不知所终。这足以让他吓出一身冷汗，他眼前经常晃动着来自建文帝那里的危险……不管处于什么目的，“郑和下西洋”是千真万确的。在当时明朝的整个国力与航海技术均有保障的情况下，郑和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场就成为一种必然。
　　郑和1371年出生于云南的一个伊斯兰血统的贵族家庭(即现在所言的“回族”)，六世祖是元代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曾任云南行省平章。郑和原名姓马，小字三宝，人称马和。他聪明睿智，有理想有抱负。史书记载，三宝的祖父、父亲均去伊斯兰的圣城麦加朝圣过，小三宝童年时代从与祖父和父亲的交谈中，对外部世界产生强烈好奇心;父亲的为人刚正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让小三宝记忆深刻。1381年明军进攻云南，10岁的三宝被掳入明营，阉为太监，之后进入燕王朱棣的燕王府。从此，这个十来岁的小太监就开始侍奉朱棣左右。在对朱棣长时间鞍前马后的服务中，马和成为最为信赖的太监。尤其是靖难之变中，他为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马和正式改名郑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我们把这些故事综合放在一起比照，会发现郑和是位教养甚好、聪明睿智、敢谋善断、忠诚度高、执行力强的“非常态”性太监，这才使明成祖朱棣委以重任的合法性理由。郑和是朱棣的铁杆“死臣”，他是位宦官，没有家室妻儿，没有“食色性也”的人间烦恼，忠诚度自然高、执行力自然强。当然，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郑和也应该是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饱学之才，是位有着体格健壮、有着充沛精力强健之人，是位善于沟通、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协调者，是位有宏观把控能力、善于驾驭全局的管理者……事实上，我最初关于郑和的一些人生猜度，均在随后的“郑和纪念馆”参观中得到一一验证。看起来，明成祖不愧是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皇帝，他的眼光与决策均是独一无二的。
　　郑和被堪以重任，成为明成祖“下西洋”的业务主管。这样，在1405年7月11日，郑和就率领那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就在这个如今被现代化工厂所包围的“历史凝固地”出发。遥想六百多年前，这里可是桅帆遮日、万船竞发的繁荣景象啊!以后，郑和每次下西洋都由这个刘家港出发，他一共远航了7次。
　　宣德八年(1433年)4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享年62岁。现有资料记载，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
　　明朝的“下西洋”国家战略，在郑和去世后悄然停止。明王朝以后逐渐采取“海禁”政策，与外部世界疏离起来，到了满族人当皇帝的清代更是为甚。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皇帝的思想高度，就是国家的思想高度。一方面，即使有某一位锐意改革的好皇帝推行新政，一旦他驾崩了，新皇帝的政策就往往没有延续性;另一方面，一个本身没有内在创造活力的封建王朝，造成的局面就是越来越“闭关锁国”。这不，像“下西洋”
　　这样需要消耗国库真金白银的不计成本的举措，在明成祖寿终正寝、国力衰退等诸多情况出现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停顿下来，乃至让“郑和宝船”永远浅搁在这一湾浅浅的湖水中，这真是令人无限感慨唏嘘。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下西洋”后来成为明朝一种基本的国家制度，假如明朝一直有强大的“国际贸易”来支撑，那么明朝中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是否需要重新书写呢?当然，历史不容假设。
　　由此看来，把美好的历史想象寄托在一个好社会、好制度上面，远比寄托在某个好皇帝身上靠得住。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通过郑和雕像、郑和宝船、郑和纪念馆这些特定的文化景观凝固起来，也鲜活地释放出来，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镜鉴。凝固的，就让它凝固起来;释放的，就让它释放出来吧。
　　今天的郑和公园，就是用这种轻松与自由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一个并不轻松的历史话题。
　　夕阳西下时，我又要出发了，去奔赴那个繁忙的长江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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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