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吴永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所谓落脚点，即为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大后方；所谓出发点，即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创造了条件。在肯定西北革命根据地对长征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是党中央在关键时刻化解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危机，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合而成，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毛泽东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还在于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发展思想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的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经过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此后，围绕根据地建设，西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陕西省委被破坏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照金转向南梁，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从而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无疑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得知西北根据地的存在以及红二十五军已经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后，毛泽东难掩兴奋之情，明确表示：“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
    但是，就在中共中央于榜罗镇做出“到陕北去”的重要决定之际，西北根据地却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联合而成的。根据贺晋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回忆:“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回忆说:“在此之前（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之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和党内“肃反”政策的影响，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根据习仲勋回忆：“他们（指‘肃反’领导人）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此错误路线指导下，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县级以上领导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全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和迫害。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肃反”错误的严重影响，国民党军队乘机大举进攻边区，地主、富农也乘机挑拨煽动，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苏区县先后发生“反水”事件，致使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当党中央得知陕北“肃反”的准确情况后，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同时，指定王首道、刘向三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肃反”错误问题，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
    随着调查真相的明朗，毛泽东明确表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这不仅为陕北“肃反”定了性，也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一大批领导人，及时化解了由“肃反”带给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危机，根据地得以转危为安。关于这一点，习仲勋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纪念长征，核心是要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作者系省委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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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