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下乡是城镇化的大事件
2016-10-14 8:00:00 来源:陕西日报 进入论坛
本报记者 王睿
从农村到城市,已经不仅仅是物理的距离。随着电子商务下乡,虚拟距离的不断拉近,正在改变中国城乡分化严重的现状。在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看来,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主战场之一,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将极大地影响城镇化的走向。
农村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
主战场之一
记者:西咸新区是唯一一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己任的国家新区,您作为新区的建设者,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王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7亿人,城镇化率由1978年17.5%,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说多年来我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领导和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争论之一是,到底在农村解决农村问题,还是在城市解决农村问题,背后则是中国到底应该走大城市发展战略,还是走小城镇发展战略。
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共识已经非常清晰,面对存量的城市发展难题,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各自的综合治理改革,城市更新、文化重塑、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一场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已经在农村地区展开,西部地区尤甚,这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主战场之一。我认为,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将极大地影响城镇化的走向。
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
记者:如果说乡村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您认为,在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像欧美国家曾出现的逆城镇化现象?
王军:在我看来,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城镇化增速趋缓。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进入了10%以下的时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也走到了关键节点。或许我们接下来很难再有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会呈现波浪形的发展曲线,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齐头并进。
二是城镇化发展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房子建了不愁卖,开发区建了就有人气。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进入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城市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场事关城市命运的人口争夺战已经打响。
电商下乡唤醒“新人口红利时代”
记者:在这场人口争夺战中,您认为乡村的机遇在哪里,农村是否还处于人口净输出的位置?
王军:这正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另外一个变化。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和大物流进入农村带来的综合影响持续增大,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使城乡统融合发展成为可能。
电商下乡是大事件,它不仅是新的商业平台,大幅度递降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农副产品进城,改变了城乡的商业结构。更重要的是,电商下乡成为互联网进入农村的综合平台,城乡距离和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开始被打破。郊区小镇和乡村有可能成为创业创新的天堂,边缘的农村地区可能成为旅游度假胜地,从而吸引城市资本、消费和人才的回流。新业态的产生使城乡之间越来越多地出现人员、资本的双向流动。
记者:这种回流已经在很多农村出现,并改变了当地的发展面貌。
王军: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获益。资本、精英和科技等资源向农村的流动,使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乡村价值,这包括对文化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本地化的社会精英的回归,不仅会给乡村带来经济发展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乡村基于在地文化的开放,逐步推进乡村的现代治理和社会更新。
对农村地区的关注,不应是以帮扶的心态来为本地发展提供帮助,而是应该在全球化、互联网和大交通等价值维度下,充分挖掘这些地区的独特资源禀赋,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全球资源配置,通过创新和创业激活这些本地资源,实现这些地区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乐观地判断,以电商下乡为表现形式之一的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将给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图景。通过这种资源双向流动甚至是全球资源配置,可以快速实现农村人力资本的二次开发,这可谓是中国经济的“新人口红利时代”。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应该从更高的战略维度来看待。
35个特色小镇重塑乡村价值
记者: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西咸新区如何把互联网、电商与城镇化进行有效结合?
王军: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尝试。一是提出构建由特大城市、中等组团城市、特色小镇和村落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加快五个组团核心板块的建设;二是实现市镇村间错位发展、有机融合。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适度向农村倾斜,逐步提高区内镇村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和消费下乡,推广互联网小镇等的做法,在城市群、大城市周边建设“互联网+”产业、生态宜居的特色小镇;四是以就业和创业为核心,布局产业,打造集成创新示范产业。
记者:西咸新区的特色小镇与传统的村落有什么不同?
王军:西咸新区提出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通过农村合作专业组织,集体股份制改造,使农民在土地出租、入股经营的同时,通过职业教育使一部分成为城市产业的从业者,一部分成为职业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目前西咸新区规划建设35个特色小镇,注重与一村一品结合,与创新创业结合,与城市综合功能结合,与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结合。
我们通过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将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综合园区等综合性平台的建设引入乡村。同时,支持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开发农村建设用地,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把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绿色有机等要素与现代农业相结合,依托电商下乡更好服务于城市,使农业成为复合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使农村成为城市功能的延展。
乡村需要寻找自身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上和社会消费认知上已经具备条件,再加上阿里巴巴这种平台型公司的赋能,激活西部和乡村的价值,包括资源价值、环境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被我们忽视的人力资源价值,指日可待。这将是思考和推进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国家创新创业战略的重要背景和逻辑出发点。
编辑:秦人
从农村到城市,已经不仅仅是物理的距离。随着电子商务下乡,虚拟距离的不断拉近,正在改变中国城乡分化严重的现状。在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看来,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主战场之一,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将极大地影响城镇化的走向。
农村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
主战场之一
记者:西咸新区是唯一一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己任的国家新区,您作为新区的建设者,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王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7亿人,城镇化率由1978年17.5%,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说多年来我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领导和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争论之一是,到底在农村解决农村问题,还是在城市解决农村问题,背后则是中国到底应该走大城市发展战略,还是走小城镇发展战略。
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共识已经非常清晰,面对存量的城市发展难题,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各自的综合治理改革,城市更新、文化重塑、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一场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已经在农村地区展开,西部地区尤甚,这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主战场之一。我认为,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将极大地影响城镇化的走向。
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
记者:如果说乡村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您认为,在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像欧美国家曾出现的逆城镇化现象?
王军:在我看来,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城镇化增速趋缓。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进入了10%以下的时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也走到了关键节点。或许我们接下来很难再有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会呈现波浪形的发展曲线,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齐头并进。
二是城镇化发展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房子建了不愁卖,开发区建了就有人气。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进入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城市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场事关城市命运的人口争夺战已经打响。
电商下乡唤醒“新人口红利时代”
记者:在这场人口争夺战中,您认为乡村的机遇在哪里,农村是否还处于人口净输出的位置?
王军:这正是中国新阶段城镇化的另外一个变化。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和大物流进入农村带来的综合影响持续增大,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使城乡统融合发展成为可能。
电商下乡是大事件,它不仅是新的商业平台,大幅度递降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农副产品进城,改变了城乡的商业结构。更重要的是,电商下乡成为互联网进入农村的综合平台,城乡距离和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开始被打破。郊区小镇和乡村有可能成为创业创新的天堂,边缘的农村地区可能成为旅游度假胜地,从而吸引城市资本、消费和人才的回流。新业态的产生使城乡之间越来越多地出现人员、资本的双向流动。
记者:这种回流已经在很多农村出现,并改变了当地的发展面貌。
王军: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获益。资本、精英和科技等资源向农村的流动,使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乡村价值,这包括对文化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本地化的社会精英的回归,不仅会给乡村带来经济发展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乡村基于在地文化的开放,逐步推进乡村的现代治理和社会更新。
对农村地区的关注,不应是以帮扶的心态来为本地发展提供帮助,而是应该在全球化、互联网和大交通等价值维度下,充分挖掘这些地区的独特资源禀赋,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全球资源配置,通过创新和创业激活这些本地资源,实现这些地区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乐观地判断,以电商下乡为表现形式之一的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将给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图景。通过这种资源双向流动甚至是全球资源配置,可以快速实现农村人力资本的二次开发,这可谓是中国经济的“新人口红利时代”。电商下乡是中国城镇化的大事件,应该从更高的战略维度来看待。
35个特色小镇重塑乡村价值
记者: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西咸新区如何把互联网、电商与城镇化进行有效结合?
王军: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尝试。一是提出构建由特大城市、中等组团城市、特色小镇和村落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加快五个组团核心板块的建设;二是实现市镇村间错位发展、有机融合。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适度向农村倾斜,逐步提高区内镇村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和消费下乡,推广互联网小镇等的做法,在城市群、大城市周边建设“互联网+”产业、生态宜居的特色小镇;四是以就业和创业为核心,布局产业,打造集成创新示范产业。
记者:西咸新区的特色小镇与传统的村落有什么不同?
王军:西咸新区提出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通过农村合作专业组织,集体股份制改造,使农民在土地出租、入股经营的同时,通过职业教育使一部分成为城市产业的从业者,一部分成为职业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目前西咸新区规划建设35个特色小镇,注重与一村一品结合,与创新创业结合,与城市综合功能结合,与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结合。
我们通过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将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综合园区等综合性平台的建设引入乡村。同时,支持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开发农村建设用地,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把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绿色有机等要素与现代农业相结合,依托电商下乡更好服务于城市,使农业成为复合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使农村成为城市功能的延展。
乡村需要寻找自身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上和社会消费认知上已经具备条件,再加上阿里巴巴这种平台型公司的赋能,激活西部和乡村的价值,包括资源价值、环境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被我们忽视的人力资源价值,指日可待。这将是思考和推进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国家创新创业战略的重要背景和逻辑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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