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历史无需戏说 也可以很精彩

2015年，湖北作家熊召政迎来一个丰收年：他连续完成话剧剧本《司马迁》和大部头历史小说《大金王朝》第一卷。

上月下旬，熊召政接受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专访，回忆为《大金王朝》付出的10年艰辛。他去了金国最早的都城阿城，深深感受到什么叫“草根活力”；他还去了开封故址，体会到太多“享乐和腐朽的气息”。他一再强调，别看其作品都是写“遥远的历史”，他很希望从历史的深处多多发掘值得今人思考的东西。

“大三国”以往被忽视得太厉害

这三年，熊召政有3部作品在同时创作。去年9月到12月，他写的电影剧本《戚继光》定稿；今年1月到3月，话剧《司马迁》定稿。除了写作，他还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在省文史馆、文联都有任职。

《大金王朝》第一卷写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熊召政请了3个月假，4月到6月，将写作地点完全搬到了故事发生地——山海关和葫芦岛。“金、辽的那些语言就在你身边，写起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熊召政研读了《宋史》《金史》《辽史》《宋史记事本末》《辽史记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这些解读正史的书，在他家堆得到处都是。还有反映东北历史的书，比如欧阳修作为宋朝高官当特史到辽国，这些文化人留下的笔记，他也会仔细翻看。国外学者研究历史的材料，研究萨满教仪轨和特点的书籍，还有巴瓦尔族等民族变迁的历史，他都要去爬梳、考察。

“十年时间不短，人们会怀疑说我这么写是不是有点太慢了。不是我慢，是太多的东西需要研究，我不能由着自己的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慢不是我不聪明。”熊召政说。

读了这么多东西，熊召政发现，《三国演义》里的三国，其实是“小三国”，魏蜀吴的领土范围都不大，人口加起来可能只有2000万人。而宋金辽这才是“大三国”，这三国加起来的人口有一个多亿，国土1350万平方公里。“这后面蕴藏了多少故事？以往人们对这一块忽视得太厉害了”。

黄河边用纸片推测骑兵的过江速度

写《大金王朝》，熊召政花了很大力气考察历史实地。

第一章他写了一场“居庸关大战”，为此他特意赶到居庸关的上下前后到处看，看对面的鹰嘴峰，看关沟。“那天很热，我一直琢磨这仗当时是怎么打的。”后来他又看了很多史料，其中有一条记录提到半夜大雪之后，石头都冻裂了，对面山坡上滚下来一块石头，将城墙撞了一下。“这极大地启发了我，我把它演变成了人为的推石行动。我又查了冬天可能的极限温度，于是决定设计一场火攻来烧毁辽人布下的机关……从头到尾，其实是我自己跟自己打了一仗”。

熊召政先后15次造访金国建都之地阿城。在吉林长春一大片原始森林的深处，他找到了完颜阿骨打哥哥完颜娄石的墓地，那里非常荒凉，墓碑早已倾覆。完颜娄石是金国打天下的第一功臣，眼前的颓废景象令熊召政感叹历史的无情。

他还曾走访山西黄河风凌渡的大桥，当时大雪飘零，人在飘雪中都模糊不清。他撕了片纸在风中测速，推测当时的骑兵过江速度，两岸的树有多少，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在桥上俯瞰黄河，他想象自己就是完颜阿骨打，仗该怎么打，汉人怎么防。“作家必须身临其境，你只有近了，写起来才会自信。”熊召政说。

走访实地的习惯，熊召政早在写其他历史作品时就已经形成。他写话剧《司马迁》，去过司马迁故乡韩城两次，走访了司马迁祠，请当地老人用方言念《报任安书》。

写作要有“书生意气”

熊召政5岁练书法、背古体诗，他的启蒙是在新时代里从旧学开始，“人家说我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还有社会职务，身份很多，其实我只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那就是书生”。

疲劳时他爱写写书法，旅途有感他也写诗。成块的时间就用来写小说、当编剧。古代的书生，琴棋书画，擅长的东西要多得多。“我喜欢写点历史小说，里面流露点文人情怀，或者说是家国情怀”。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熊召政认为，这三句话反映了三种情怀——热情、忧患和责任，三者相加就是“书生意气”。

“我用历史作品参与时代进程，希望表达一点忧患意识，尽一份责任，作一份担当。我的写作从最初到现在已经20年，这个观念从来没改变过。我也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永远不能丧失产生英雄的土壤。”熊召政说。

【访谈】

中华各民族历史潜藏了很多迷人的故事

《大金王朝》叙述的是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及其后人的兴衰史

游牧民族战斗力强

与其上层精英有很大关系

读+：为什么这么爱写历史小说？

熊召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写历史小说是为了观照现实。我写《张居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值小平到南方讲话，我正在深圳。那是中国的关键年代之一。《张居正》对于理解当时和今天的改革，仍是有意义的。

读+：关注金朝历史，又是考虑到怎样的现实针对性？

熊召政：我们一直视岳飞为民族英雄，但女真族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一员。我们很多人口头说中华民族，实际心里只有一个汉民族。我就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来说说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它的由来和走势，来写写这个大历史观。

还有就是想解答，女真军队比辽国少，辽国军队又比宋朝少，为什么他们往往能够赢得战争？我初步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宋朝上层社会腐化较游牧民族严重，奢靡享乐的风气比较严重，国家精神和社会气质受它的损害是很大的。你的国家很难形成战斗力，一旦敌对民族入侵，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

读+：你怎么看待完颜阿骨打这个人？

熊召政：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的皇帝，你仔细观察，很有意思。他总是在大家不经意间登上历史舞台，没有欢呼，没有繁文缛节。他对世界，只有怀疑和蔑视。他在大家最不看好的时候横扫千军如卷席，他的英雄情结表现在一举一动中，而不是口号上。这个完颜阿骨打，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他是怎样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央的。阿骨打一开始并没有征服中原的雄心，他最开始就是想复仇，最大的雄心是把辽灭掉，他来当辽的皇帝。他的弟弟吴乞买也没有这个野心，后来第二代的完颜宗翰、完颜亮才有。当然我也写他血腥的一面，比如太原屠城。我也会写出他血腥的原因。

读+：今天该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

熊召政：我在书里写到，渤海湾的风一般在什么时候改向，它与极北极远的贝加尔湖的关系。我想指出的是，中华民族都有一颗中原的心。历史上，遇到气候变迁，亚洲内陆变得酷寒，少数民族、游牧民族最向往的家园就是越过长城，到达中原。我去北方草原游走，发现鲜卑族花了漫长的500多年时间，终于南下抵达了距离大同100公里的地方，又花了70年时间进驻大同。

战争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苦难记忆，但最终的目的是融合。中华各民族间的故事很丰富。你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外族入侵后，都会积极学习汉文化。完颜阿骨打建国后取了个汉人的名字。辽、金只要皇帝登基，一定会取个汉名。我越是研究民族历史，越觉得平等看待中华各民族的重要性、平等评价各民族英雄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做得到这一点，还会发现很多迷人的故事。

李师师这样的女人有着伟大的人性

读+：你这么注重细节的真实性，那么小说中还有虚构吗？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

熊召政：《大金王朝》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真实的历史线索是主干。我们要正视历史，但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历史上没有记载之处，留白的地方，就是文学家显身手的地方。历史记载很多时候都很干巴，要变成文学著作就要填上血肉，免不了虚构。历史的真实取决于细节，考证的结论附着在人物事件的描写上。这样自然会产生力量。史学的力量在于真实，文学的力量在于人物的再塑造。

读+：较之《张居正》，《大金王朝》的写法做了哪些改变？

熊召政：《张居正》是用章回体来写的，用的是书面、典雅的语言。当时想这个题材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因此就用了中老年读者喜欢的章回体。《大金王朝》更像现代小说一些，语言上也粗犷一些。困难在于，处理当时的语言、奏章、诗词，怎样和现代语言相结合。我在第一卷主要用的东北话、燕京话多一点，我20多次到东北，跟不同的人聊天，二人转看过很多次。

读+：对一些历来受到歧视的历史人物，你会有为其翻案的冲动吗？

熊召政：那要看什么人。有的人是有定评的，翻案也翻不到哪里去。有的人是被曲解了、忽视了、歧视了，那我们有责任重新认识他(她)。像李师师这个女人，开封城破之际，金兵一家家去逼迫很多人捐钱，号称谁捐5000万两就可以把皇帝救出来，李师师就把她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李师师与宋徽宗，照今天的眼光看是情人关系，她说堂堂禁军80万，竟无一人是男儿。她是讲情义的，她愿意倾家荡产救赎宋徽宗。当然入侵者最后食言了，并没答应她。李师师最后自杀，也不愿意受辱。

我想，写出这些，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丰富的、有血肉的李师师。她有伟大的人性。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礼教观点去看待这个女人，认为她有污点就一无是处。这是不对的。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人性观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不是人品冲突，

而是观念有异

读+：司马迁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你为什么还要写他？

熊召政：司马迁的故事的确大家很熟，但是我可以说，人们对他的理解可能很少进入他的内心。我写这个话剧，加入了我对司马迁的很多个人理解，你看了作品就会知道，我甚至安排了司马迁和屈原的隔空对话，让人们了解，司马迁受了奇耻大辱、每日汗湿发背沾衣，内心承受了多大痛苦，然而他为什么要坚持活着，因为他有伟大的作品等他去完成。他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何在。

读+：《司马迁》这样的历史话剧，不穿越、不戏说，年轻人会喜欢看吗？

熊召政：《司马迁》在北京首演，许多年轻观众看得很认真，剧中人物服装与今天不同，但人物的爱与恨，人的尊严、人格诉求与今天的人们是共通的。这个剧，没有宫斗、没有穿越。我就是希望尊重基本历史事实，想象合理，细节要有依据。我写了汉代的小人政治，写了钩心斗角，但我没有聚焦后宫争宠。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自然有爱看的人来看。我认为历史本身就很精彩，不用戏说也很好看。

读+：话剧《司马迁》我还没看到。可以透露你是如何处理司马迁、汉武帝这两个人的角色冲突的吗？

熊召政：看过这部剧的人，没人会说汉武帝是昏君、暴君，也没人说司马迁不该为叛将李陵辩解。两人都不愧是历史伟人，他们基于所处位置和立场而产生矛盾。他们两个人的较量不是人品的较量，而是思想观念的较量。

读+：你会一直坚持这种“历史正剧”的创作风格吗？

熊召政：坦白讲，每部历史小说作品，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随笔、散文、小说，都是每位作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当所有的作家拿出作品，好比各种菜系，肯定有人爱吃我的菜，也肯定有人爱吃他们的菜。对作家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读者来说是什么喜欢就吃什么。选择权在读者手里，创作在我们自己手里。

一个作家，比如他的影视作品写了很多后宫争斗，是因为有人欣赏他这种写法，他自己也愿意这样做，他有他的读者。我的书这样写，也有我的读者。我如果用他的路子走一步，我的笔就伸不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读者在看着我。我要在我的读者群中寻找落笔的地方。

【手记】

做专访的那天下午，熊召政的办公室有点热，他已经接受好几拨采访了。面对长江日报记者，62岁的熊召政简单喝了口茶，爽快地说：“好了，你问吧！”

一番对话下来，熊召政强调自己会一直选择对历史进程有积极影响的正面人物来写，对这些人物的历史要考据调查，确保真实性，又强调在历史记载语焉不详的留白处，会展开文学想象，让历史人物饱满，立得起来。

这次《大金王朝》的创作，熊召政就是这么做的，10年间数十次去东北、华北、内蒙古，考察金朝遗迹、古战场，为作品里的人物、故事注入身临其境的真实性和现场感。

熊召政说，在“娱乐至死”的风气下，一些作品利用穿越等手法，把历史也娱乐化，这是历史观、文学观扭曲的结果。

娱乐可以有，但把社会都定义为娱乐化社会，那就有问题。连好莱坞大片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都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我们又怎能娱乐历史去取悦观众？

（记者 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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